刘爱兰是著名烈士刘胡兰的亲妹妹。童年起，她就耳濡目染地接受着姐姐坚定的革命信仰与无畏精神的熏陶，更在最残酷的时刻亲眼见证了刘胡兰投身革命、宁死不屈的壮烈一刻。那段记忆像烙印一样伴随她的一生，成为她后来行事做人最深的精神坐标与永恒的怀念。

姐姐牺牲后，年仅13岁的她主动报名加入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。她参与排演话剧《刘胡兰》，在台前以亲历者的口吻讲述姐姐的事迹，用真切的情感和朴素有力的语言打动无数官兵与群众。一次次演出中，她把个人的悲痛转化为激励大众的力量，让更多人理解何为信念、何为牺牲。

后来，按照组织安排，刘爱兰告别舞台，系统地参加学习培训，进入山西省农牧系统工作直至退休。她把对姐姐的怀念化作踏实办事的作风：在单位以身作则、勤勉低调，既肯吃苦也敢担责，赢得同事广泛称赞。她常说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烈士亲属，绝不能让“刘胡兰”三个字蒙尘。

烈士牺牲在妹妹面前。今天的山西吕梁市文水县，有一座以革命英雄命名的刘胡兰村——这里正是当年刘胡兰生活、工作，最终献身的地方。村里的旧屋与纪念点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，也刻下了一个家庭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当。

刘胡兰村原名云周西村。1932年10月8日，刘胡兰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，作为家中长女，她从小就懂事早熟。祖母请人起名“刘富兰”，“富”字寄托着长辈对家庭富足平安的朴素愿望，也包含着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祈盼。

刘胡兰牺牲后，由于当地方言难辨，登记者把“富”误记成“胡”。家人多不识字，一时间难以分辨与纠正。待到“刘胡兰”这一名字随英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，人们早已记住了她新的称呼。后来虽考据出本名，但因“刘胡兰”早成民族记忆的符号，便沿用至今。

刘胡兰性格热情爽朗，在村里人缘极好。她个子高挑、眉目秀朗，做事雷厉风行、思路清楚。从共产党来到家乡起，她便积极投身革命：10岁加入儿童团，14岁成为中共候补党员，1945年进入妇女干部训练班深造，翌年在文水县云周西村担任妇救会秘书、后任主任，小小年纪便挑起组织动员的担子。

1946年起，阎锡山部在山西反扑，家乡笼罩白色恐怖。组织考虑到刘胡兰身份已暴露，建议转移以策安全，但她坚持留下，继续做妇女工作与群众发动，维护地方骨干队伍的稳定。她明白，关键时刻有人必须顶在前面。

1947年1月12日，叛徒出卖导致大搜捕。年仅15岁的刘胡兰被押赴村中广场。她面对凶残敌人毫无畏惧，神情镇定，把头上白毛巾系得更紧，环视乡亲后毅然伏向铡刀，以鲜血捍卫秘密与信仰。现场许多村民至今难忘，而人群中就有仅12岁的妹妹刘爱兰——她亲眼目睹了那一瞬，世界也在那一刻改变。

刘爱兰比姐姐小三岁，自小跟着长姐成长。刘胡兰既要操持家务、照看幼妹，又要参加组织活动，辛劳却从不抱怨。二妹总爱跟在姐姐身后，被长辈唤作“小尾巴”，姐妹情分深厚而真挚。

“刘爱兰”这个名字，还是她参军入伍登记时才正式使用。贫困农村少讲究大名，小辈多按排行呼唤，她一直被叫作“二兰子”。而“刘爱兰”三个字，此后便伴着她走遍军营与岗位。

参加革命后，刘胡兰因工作繁忙无法像从前那样时时相伴，但仍常抽空探望妹妹，带些小物件和温暖问候。家里的牵挂与组织的信任，在她心里同样重要。

刘胡兰牺牲那天的场景，成为二兰子终身的噩梦。敌人将革命者押至广场，又把乡亲驱赶来围观，以恐吓胁迫。二兰子在人群中紧紧盯着姐姐，渴望奇迹出现。最终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姐姐镇定赴义、从未向敌人屈服。那一幕在她心里反复回放，成为童年最沉重的阴影。

自那天起，她长久地陷入悲恸，茶饭不思，时常在深夜从噩梦中惊醒。原本开朗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、目光黯淡。年仅12岁的她，背起了难以承受的心理重负。

参加战斗剧社。刘胡兰牺牲17天后，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创作者魏风据报纸报道连夜采访，三天三夜赶出话剧《刘胡兰》。剧目在吉县排演、河津公演后，又随军渡河到陕西，为前线战士演出，后又被改编成歌剧，传播更为广泛。

《刘胡兰》的舞台演出反响强烈。战士们在戏中仿佛置身其境，既痛恨敌人的残暴，也被英雄的气节点燃斗志。该剧迅速成为战斗剧社的保留剧目，在军队和乡镇巡演，所到之处皆群情激昂。

1948年春，剧社由前线巡回回临汾，经过刘胡兰家乡。刘母带着13岁的二兰子上门，希望剧社接收她。一来给孩子找条出路，二来让她在革命集体里重拾笑容；再者，二兰子熟悉姐姐生活细节，外貌也颇为相像，能为剧目提供珍贵的真实参照。

英雄的妹妹申请入团，剧社自然欢迎。刘爱兰身材高挑、面庞圆润白皙，气质端正，被视作可培养的好苗子。大家希望在舞台与教育中帮助她走出阴霾，也让她在革命文艺岗位上延续姐姐精神。

1948年9月，经贺龙司令员批准，刘爱兰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战斗剧社，行经祁县、霍州、洪洞抵达临汾驻地。因方言讹传，战友常唤她“爱兰子”，久而久之连入伍登记也写成“刘爱兰”，这个名字便此定下。

入团后，领导希望合理安排她在《刘胡兰》中发挥作用。她与姐姐在神情气质上颇有相似，但毕竟年纪尚小且无专业训练，不宜直接担纲主角。时任主演乔英回忆，剧社原想让刘爱兰出演“刘胡兰之妹”一角，替代原演员戴玉文，没想到刘爱兰坚决婉拒。

起初大家以为她羞怯上台，接触后才知：姐姐之死在她心上刻下太深的伤，她一见到与往日情景相关的排练场面，便会情绪崩溃、泣不成声，根本无法坚持扮演。众人心疼这个孩子，不忍再揭伤口，演出安排一度陷入两难。

最终大家想到一个折中办法：每次演出开场前，由报幕员请刘胡兰的妹妹刘爱兰上台，“现身说法”简要讲述姐姐牺牲经过，激发观众情绪后转入演出。舞台上，刘爱兰常常几句未尽已泪如雨下；台下，战士们热泪盈眶、掌声雷动，纷纷表示要替英雄复仇。

此举震撼人心。《刘胡兰》影响不断扩大，晋南人民广播电台又循环播放歌剧版，进一步动员青年参军。素来不常看戏的彭德怀副总司令，也坐在木桩上看得热泪盈眶，指示将此剧在全军推广。

1948年11月，贺龙到临汾视察，观剧后称赞该剧接地气、传得开、效果好。数月后，他再次到访，既肯定剧社在鼓舞青年、动员报考军政大学方面的作用，又告知：北平解放在即，将召开全国性群众团体代表会与文代会，中宣部拟邀请战斗剧社赴京参演《刘胡兰》。

刘爱兰随剧社从山西赴北平。在集体的关怀与训练中，她逐渐从巨大悲痛中走出一些，但沉默寡言的性子一直保留。临别前，她向母亲要了姐姐遗物中的万金油盒与手绢贴身携带，以寄托思念，那是她与姐姐精神相连的“护身符”。

山西同志对她寄予厚望。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吕雪梅语重心长地鼓励她：战争与革命是熔炉，能把少年锻造成支撑民族脊梁的钢铁。你姐姐做到了，你也要扛得起。刘爱兰谨记在心，立志不辱“烈士之妹”的名分。

随着部队进军西北、西南，剧社从成都转重庆，与二野文工团合编为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。刘爱兰随队南北奔走，时刻以姐姐为镜，学习业务、照拂战友。她少言却细心，温和却有担当，大家都愿与她为伴。

一次，剧社从西安去大西北，有个小队员不懂地理，以为“南方不冷”，轻率把棉衣棉被送人，只穿单衣上路。夜里火车穿秦岭，风雪刺骨，冻得直哆嗦。刘爱兰毫不犹豫把她拉进自己的被窝取暖，像当年姐姐照顾自己那样，温暖而坚定。

她睡觉时总紧紧护着枕头，不许旁人乱动。少儿班的同学一时顽皮打开一看，里面珍藏的正是那方发黑的手帕与一个空的清凉油盒——姐姐临终交给母亲的两件遗物。手帕上的黑斑，早已成了她心里最柔软也最坚硬的一块地方。

剧社在成都稳定后，组织安排高校毕业生给少年队员补习文化。刘爱兰始终用功，组织综合考虑她的性情与专长，认为不宜长期从事舞台表演，便安排她转入学业深造，为今后更适配的工作做准备。

从工作到退休。在组织安排下，刘爱兰回到山西，就读太原工农速成中学，系统补上文化课。期间，她常被邀请参加纪念活动、到部队工厂宣讲姐姐事迹，虽尽量压缩频次，仍不可避免影响学业。老师与同学们给予她极大体贴与支持。

班主任雷志洁专门为她补课，又请成绩优异的同学司晨光辅导。日久生情，两人在共同学习中相知相许，结为伴侣。多年后，刘爱兰再次联系到雷老师的家人，写信深情回忆当年的悉心栽培，感念不已。

完成学业后，她进入山西农牧系统工作。无论在基层还是管理岗位，她都坚持原则、脚踏实地，以“不给姐姐丢脸”为自我要求，成为同事口中的“放心人”。

1957年，家乡兴建刘胡兰烈士陵园。因刘胡兰生前无留影，墓前那尊昂首挺胸的汉白玉雕像，在面部轮廓与神态上参考了与其相像的刘爱兰；后来发行的纪念邮票亦取材于此。每每见到这些，她总会红了眼眶——那不是对自己的确认，而是对姐姐的再一次致敬。

退休后，为让公众了解“英雄”之外更真实的姐姐，她口述整理成书《我的胞姐刘胡兰》，补充生活细节与成长片段，让人们看见热爱生活、疼爱家人、又无比坚毅的少年刘胡兰。

2020年，刘爱兰走完平凡而光荣的一生。临终前，她坚持回村看看：如今的云周西村早已更名为刘胡兰村，“胡兰之家”的牌匾静静悬在旧居门楣。昔日贫瘠的小山村已成繁荣集镇，民生安稳、道路通达。她还特地去到姐姐就义之地，久久伫立。十二岁那天的黑暗早已远去，留下的是 generations 对信念的接续与一个国家的崛起。她想，姐姐若有灵，定会含笑慰藉。